自古至今，爱石者不乏其人。有“衣冠唐制度，人物晋风流”之称的宋四家之一米芾，便以爱石而留下许多佳话。作为石痴的他，爱石的方式与众不同，每见到奇石甚至丑石，便整理衣冠，持笏而拜。有次他得到一块形状如山的砚石，竟然三天抱着睡觉，还请好友苏轼为之作铭。米芾爱石之痴之癫，并未受到人们鄙薄，反而视之为一种士大夫的情趣。

张建华也是这样一位爱石之人。书印俱佳的他，显然深受这股士大夫气的感染，其书高古泼辣，其印清朗严整，深得古人雅趣。近些年来，张建华治印声誉鹊起，成为江西书坛炙手可热的名家。而其本人，则一如既往的素朴谦和，这是十分可贵的。

总以为，书法是中国文化之独特艺术。诗书画印，古代文人无一不备。由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，可算是我的师弟。早些年他曾在书店、出版社、商界辗转，而最后在一枚印石上找到自己的归宿。所谓方寸之间有大乾坤。学文的他转攻艺术，并在书法和篆刻上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，全在于以文做底子。所以文是一切艺术的母体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有文气，则脱俗气，自然会有灵动的意蕴，有高古的气息。

书法艺术，在20世纪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。绵延千年美用合一的观念被打破了。随着现代书写工具的出现，尤其是电脑的普及，书法的实用性顿然失去，以毛笔作为实际书写工具的传统一去不复返。环境永远是文化赖以存在的外体，生活在变，艺术必然会变。这就导致出另一个结果，那就是，书法逐步地走向了专业化。书法不再是全民共享的大众文化。那种在点画线条间蕴藉着中国人的哲学观，和对时间、空间，以至于对自然万物感受的传统思想，遭受到深刻的贬抑。

随着中国逐步地往一个新型现代化国家迈进，古代中国人那种具象先于抽象，直觉大于推理，悟性重于逻辑，意会大于言传的思维方式遭受到严重挑战。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对明中期中国遭遇的危机，归之于政府缺乏对社会进行“数字化”、“系统化”的管理。而今天，中国人思维层面理性和科学的成分正大大加强，与之相反，传统色彩浓厚的人文思想，则变得逊色很多。

随着士绅阶层在中国社会的失去，以书法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样式，不再具有中心价值的地位。书法包括治印，在今天社会关注度的削减，恐怕是必然的。但历史吊诡的是，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，附着在书画上面的商业价值被大大地开发出来，某种程度上，书画热，又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。

在这种商业机制的诱导下，一些艺术家失去了板凳须坐十年冷的耐心，以商业价值而不是艺术价值最大化为准则，使得书法、绘画领域也呈现出一种庸俗的市侩气、商业的铜臭气和浮躁的名利气。张建华作为一个独立的书法家、篆刻家，虽无法规避市场经济的法则，走的是一些传统文人以字、以印为生计的路子，但在我与他有限的交往中，全然不见他身上有这种市侩气、铜臭气和名利味。简言之，即身上无俗气。这合乎传统文人的标准。黄庭坚不是以恶俗为人性之大耻吗？他为人为文力戒俗气。而米芾，也是一个洁癖程度相当严重的人，可以说身上丝毫无恶俗之气。因之，我们观黄氏、米氏书法，痛快沉着，健朗磊落，毫不纤媚柔弱，患得患失，牵连盘绕。

张建华治印的趣味，正是以这些古人为依据。他没有那种江湖把式的“卖拙”，把一种奇丑、粗陋视作稚拙古朴，也没有那种工匠式的刻意“求精”，将一片清朗、准确淹没在瓜络蛛丝的描画中。他的印有一种方整似出于右军，凛然有鲁公气的端然。连我这样书法的门外汉，也能见之而心生一种欢喜之情。

以此观之，张建华是在方寸之石上舞之歌之的尽情尽性者。在一枚小小的石头上，锐利的尖刀刻画出他一片纯净斑斓的心象。

（作者系原江西省文联主席、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）